一支疫苗里的合作“基因”

中新网 刘 欣2019-12-04 05:33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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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冰点特稿第1164期
  一支疫苗里的合作“基因

  与北京东五环相邻的生物制品研究所,如今是一座掩映在爬山虎里的文化创意产业园。一栋巨大的白色厂房久已停用,以至于人们会有意无意避开这栋荒凉的大楼。

  直到今年9月,大楼前迎来了一群拥抱、握手、合影的中老年人。他们有着不同肤色,聊天时中英文夹杂。

  30年前,这群人见证了大楼的诞生。它是中美一项合作的产物,中国第一支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的诞生地。  

  以这支疫苗为代表,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接受了乙肝免疫保护。原卫生部称,截至2010年,至少有8000万人因此免受乙肝病毒感染。2014年的全国乙肝流行病学调查显示,1到4岁儿童中,乙肝病毒感染比例为0.32%,较1992年的9.67%呈断崖式下降。

  时隔多年,双方工作人员重聚,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老朋友。一位中方工程师说,当年为节俭,他使用带着裂隙的试管,美国专家大惊失色,气得一把抢过摔到地上;一位美国员工则在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中国人不喜欢他,因为人们对他说,“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”。很久之后他才理解,那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方式。

  不过,回忆到最后,双方总结的话语却又都很相似:经历了误会甚至争吵后,还是学会了理解,学会了信任,成了朋友。

  1.2亿感染者

  中国是“乙肝大国”。20世纪70年代,中国大陆进行的首次乙肝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,感染率在9%以上。依世界卫生组织标准,乙肝病毒感染率高于8%,属于疫情严重的高流行区域。

 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病原生物学教授庄辉向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,在乙肝疫苗推广接种之前,中国有1.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,其中三四千万人是母婴传播所致。“成人感染乙肝病毒,只有不到10%演变为慢性乙肝,新生儿感染的患病率则高达90%-95%。”

  他说,早年的慢性乙肝病人,除非死于其他疾病,发展为肝硬化、肝癌几成定数。国内临床中大量使用五味子等中成药抗炎保肝。“那些手段其实近乎无效。”

  几千万人一出生即遭厄运,人们“谈乙肝色变”。当时多支国家运动队中,均有世界冠军突然体力严重下滑,提前结束职业生涯,原因是慢性乙肝。

  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、现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,接到了牵头开发乙肝疫苗的任务。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研究与生产的专门机构。

  疫苗被列为防治乙肝的重中之重。1986年,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血源乙肝疫苗投产。

  “血源疫苗虽有效,但有三大弊端。”赵铠称,以病毒感染者的血浆为原料,有污染环境、伤害生产人员等风险;长期、大量从人身采血,既损害健康,也无法保障稳定供应。最关键的是,血浆中除了疫苗生产必须的表面抗原,还可能携带其他病原体。

  产能还受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流程制约。“血浆加工后得到抗原原液,先装在大玻璃缸里,再一支支手工稀释。”曾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乙肝疫苗生产的赵景杰告诉记者,一些同事在操作时不慎划伤手指,便感染了病毒。

  20世纪70年代早期,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陶其敏等人第一次开展血源乙肝疫苗试验时,由于缺乏外汇,无法购买动物实验所需的大猩猩,更是一度给自己注射,代替动物试验。

  很长时间内,中国的疫苗生产都不具备工业化、标准化能力。美国默沙东公司则于1986年分离出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,将其植入可大量繁殖的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,能迅速合成大量抗原,由此推出了基因工程乙肝疫苗。

  “它不是生物工作者能完成的,涉及很多工程问题。”赵铠至今记得,受邀实地考察美方生产线,在全封闭的现代化车间内,他们习以为常的玻璃瓶罐、手工搬运都没有见到,取而代之的是几十、数百立方米的大金属罐和连接它们的全封闭管道。“从培养酵母菌,到收获酵母细胞、破碎细胞、纯化抗原……都在流水线上完成,是纯工业化的。”

  1987年,赵铠等专家向原卫生部建议,考虑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。1988年,经过数次论证,中方组建代表团,与默沙东开始了漫长的谈判。

  坐进一条船

  当时,国内数个自主研发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项目仍在进行,有声音说,与其将钱给外国人,不如继续支持国内研究。

 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批复:自己的继续支持,国外的技术也要引进。乙肝疫情严峻,疫苗不怕多。

  另一个问题在于转让费用。默沙东最初希望向中国出售成品疫苗,单次免疫需要3针,总价最低100美元。这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承受的价格。谈判的重点就此转向一次性技术转让,最初报价1000万美元。

  当年谈判的双方都承认,从那时起,这项合同之于默沙东,几乎很难再赚到钱。疫苗研发动辄投入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。一心推动此项合作的默沙东时任CEO罗伊·瓦杰洛斯甚至与公司其他高管发生过争吵。

  “我很焦虑,时间很紧迫,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。中国的新生儿应该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它……”20多年后,瓦杰洛斯在一次受访时回忆。

  代表团里的中国财政部官员有一次告诉赵铠:部里能为此拿出的美元,其实最多几百万。

  赵景杰参与了几场谈判。他的记忆里,双方出现分歧,中方代表会集体离席,出门在走廊里“开小会”,为的是先统一意见。“我们这些搞卫生和生产的,就希望合作赶快谈成;但负责外贸和财政的同志考虑更多,也更谨慎……”

  最终,默沙东将费用再降至700万美元。中方则再引入深圳市的康泰公司,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各引进一条疫苗生产线。财政部和深圳方面分别支付350万美元。

  1989年,默沙东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协议,将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方,收取700万美元,作为培训中方人员和支付美方参与者劳务的成本,此外不再收取专利费和利润。

  1990年底,中方派出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学习。18个月后,美方的一批员工又来到中国,协助疫苗投产。

  赵铠记得,多年之后,瓦杰洛斯某次与他会面,依旧笑着“抱怨”:当年那700万美元,培训你们两批人,再支付完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,最后还亏了不少!

  1990年,在美留学的中国人武阿妹被招入默沙东,担任这一合作项目的美方翻译。她翻阅此前谈判的往来文件,惊奇地发现,默沙东一度想要放弃合作。

  “默沙东这边,钱其实并不关键。”时至今日,武阿妹依旧很感慨,“最难的,是彼此信任和文化上的差异。”